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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济元与张大千

晏济元，名平，别号素贞老人、老济、济公、江洲散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重庆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国画院副院长等职。

　　1901年6月13日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茂市镇。父辉廷公，母潘氏, 为世代耕读之家。弟兄姐妹八人，居最幼。长兄伯灵，四兄仲元，七兄叔从。二姐、七姐出阁王家，三姐早亡，五姐出阁熊家。

　　1907年受教于父，习诗书画印。父为前清诸生，长于书画治印。同年，母病，世伯张怀忠之夫人张伯母去晏家省问，带三娃(张大千即政权乳名，因其大姐出阁于母潘氏之侄孙，故常往来)同去，见家中学书满屋，便请其父教她小孩写字，辉廷公即为她推荐内江城内名书家谢保南为师，并为其致函。谢书法刘石庵，坚重横轻。以后大千书款题字俱似谢书，因与大千常有相见之时，故成为总角之好。

　　1912年先父去世后，经张众诚先生推荐与邱特澄先生问六法，仅见面一次，未常得教。邱画法师亦为前清秀才。

　　1913年在前清秀才张曲斋门下受教五载，习学古典文学、诗词，亦受教华山庙碑和唐人书法。

　　1917年反复临摹，潜心研习石涛、八大，唐、宋各大家等。

　　1921年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学英语。同年秋，英舰炮轰万县，杀抢焚烧，酿成万县流血惨案，遂发动同学抗义，复向校方宣布退学，后转入成城公学校继续上学。

　　1924年考入成都机械专门学校，学习机械工程。

　　1926年毕业於成都机械专门学校。

　　1928年秋，同外甥王之南赴上海求学。同年冬月，访问张善子、张大千弟兄於法租界西门路西成里169号。此后同张氏兄弟往来较密，看书读画的机会和与书画界朋友的交往亦甚多。某日偶提及上海迁居之苦，善子闻知即称有空亭子间可供住宿，每月付五元房租即可。旋即迁住善子家，且对书画参观借鉴甚为方便，过往更密，友谊亦更深。西门路同里十七号有一装裱房，於此处可随时得见其装裱之书画名作，当时比邻而居者有江南才子谢玉岑(谢稚柳之长兄)先生常来此参观书画装裱，故常见面，久之与谢玉岑结成知交。

　　1929年仲春，在上海西成里济元与大千谈及为其父辉廷公写遗像之事，大千欣然命笔，惜未就而止。后於画室壁上见悬挂大千所画之诸葛武侯像，上题：“先帝知臣谨慎”，大千为其挥笔而就，一气呵成，神韵不相上下，而运笔用思,隽永畅殆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尚保存完好。

　　1930年以仿古石涛山水《人语响孤峰》一幅，同张大千所作《荷花》一幅参加柏林中德美展。

　　1932年同何香凝女士合作山水花卉多幅，参加上海抗日募捐展览。同年，在上海宁波同盟会馆举办个人展览。与自流井罗永麟相识。罗系重庆画人向春舫之门人，知其与大千交厚，辗转相托代求大千之墨宝。《华山小景》一幅，题有“高寻帝部真源”等字，甚精细。同年秋，与罗永麟，苟叔和，钟山隐同游苏州天平，虎丘，寒山寺等名胜，钟系上海《美术生活》编辑，四川三台人，画人陶长铭的学生。

　　1933年去苏州网师园访问张善子及大千，并请大千完成先父辉廷公“行乐图”遗像。像前植苍松奇石，诚难得之极品，第二年，在上海请于右任先生题字於先父辉廷公遗像上，谢玉岑及罗庚二位题写于遗像右侧。此次赴网师园得观大千的近作及收藏。夜闲与大千言及黄山之胜，遂约明年同游黄山揽补海之奇。大千更彻夜写补海图小卷，以作《识途老马》相赠，画兴犹浓，再为写小品画卷以成双璧，殊为难得。

　　1934年由善子介绍日领事馆一友人，协助购买去日本长崎丸的船票，同年秋只身赴东京。初住北山宿舍(中国留日学生会所办)，在此结识友人江苏武进刘惠荫，彼此颇近，每日同去东亚学校学习日语。留日期间，就读于日本铁道讲习所、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

　　1935年在日留学时，日外务省一名岩村城允之官员，曾任日驻南京领事，汉语较流利，喜爱书画，故较多往来。日本每年春均举办“帝国美术展览”，得岩村之荐，得以巨幅仿石涛山水画两幅参加日本帝国美展，颇受赞誉。现仅《敬亭》一幅尚存。同年夏初，罗永麟，李华飞及陶敬之相继来东京，因目黑女子大学教师中川太郎与日本大学校长元谷洪相善，遂到日本大学并认识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头山满先生。头山满先生善书法，为其书“以义为利”四字相赠。

　　1936年张大千携子雅个来东京游览，为其作翻译和向导。大千好友邀大千及头山满於赤板见附满力酒家品尝日本名菜天福罗(油炸虾类)，交谈颇畅。后因西安事变发生，大千匆忙离日归国，遂与大千握别。

　　1938年冬因国内局势动荡，在日校生活亦异常不安，为谋脱险之计，乃与加藤教师商谈，拟去北平举办一次小型书画展，以补学费，加藤信以为然，且热情地为济元代为筹办去北平事宜，但仍差部分费用，则由岩村成允介绍，将在上海写的袖珍石涛山水画册十二页售与曾任日本首相之望月先生，得二百元，并一面同大千联系，为其买不少书画用品返回。到了天津码头，大千同陶菊哇来码头迎往其北平家罗贤胡同住下。

　　北京之名人雅士在浓冬之季常有“消寒会”之举。一次，应大千之邀，参加其“消寒会”，参加者有傅增湘、张大千、溥心余等十二人。大千曾将其到北平同溥心余订交所作之《秋林泉壑》小卷见赠，后又将在华山过重九时所写之《剪秋萝》一幅挂轴相赠，其上有溥心余长题四绝，诗书俱佳。

　　1940年5月一天，黄宾虹见访，来大千家。不久，有某校专人奉送聘书，敦请大千担任主教，实乃当局网罗贤达支撑局面之法，在大千却有深思之必要。事关正义与民族气节，乃力劝大千及早离平。大千深以为然，遂商量离平之策。决定从速进行画展，准备费用，及早离平。於是次日即增设画案，分别动手作画。未及一周，正与大千聚精会神作画之际，突然“号外”传来日寇攻陷江陵之噩耗，闻之痛心疾首，久久难平。次日与大千商议去颐和园暂住，进行创作。于是租定颐和园后山乐农轩草房一横三间，慈禧老佛爷尝食农村风味之处，月租五元。约月余，作品完成，立即于中山公园“水榭”举行联合展出。画展结束约一周，即拟离开北平。大千将雅个、雅佛二子及其较贵重之书画托余随身尽数带走。即从天津至上海转香港，约留十日，在袖海堂简琴斋处等候大千。及大千到后之第三日，同去何冠武家看石涛大幅山水及李唐《采薇图》卷子，此为南宋作品之冠，精妙绝伦，真眼福不浅。即索照片一张，甚为可贵。

　　次日，应民国党中央委员傅秉常之约游览青山，画写生草稿多页。大千于此暂留数日，余继续携其二子一路前行。另有北平铁路局副局长李藻生(贵阳人)同路。经贵阳到达重庆后，将二子及书画等交与大千三兄张丽诚后即返老家内江。

　　同年九月底，大千回到重庆，与大千相见后即商义在渝举办抗日募捐联展。暂时借住邓兰轩家，书画作品交抗日募捐会於交通银行展出。随即偕大千联袂去成都严谷生家小住，复往青城山选定住上清宫，大千住下殿，济元与摄影师陈淡秋住上殿。

　　1941年秋，刘禹生同于右任先生来青城上清宫游览见访，刘老系孙中山先生之挚友，湖北人，收藏之古籍甚丰，长於诗文，留学美国。其夫人乃美国人。禹生为人严肃正直，与济元为忘年之交，甚相契。禹生曾以昭陵六骏图之一拓片相赠，并由于右任先生题字，弥足珍贵。刘老来山时，即为济元所写之蝴蝶图题一绝，云：“山树红时未早秋，一枝斜照晏公楼。见人蝴蝶衣如绣，劝画春情在上头。”遂命名住处为“晏公楼”。

　　1941年因抗战时期书画纸张匮乏异常，唯购用“夹江连四”或“对方”以代宣纸，效果甚劣。济元自告奋勇托公路局李雅髯求夹江县罗县长相助，介绍当地造纸大槽户，住槽户石子清家，由济元协助指导工人配方加工，试制宣纸。约半月左右，试生产了一小批，带回试用，效果甚佳，墨色亦颇理想，由此遂稍稍解决了用纸之困难。

　　1942年于成都中华书局与大千举办联合展出。展出前因病返家治疗。部分未完之作，大千代余完成并题款。

　　1944年旅游昆明，以写生作品60余幅，于南屏电影院展出。

　　1944年夏初，经刘禹生介绍晏济元与潘蜀新于重庆柏林餐厅结婚，于右任先生作证婚人。

　　1942年于成都中华书局与大千举办联合展出。展出前因病返家治疗。部分未完之作，大千代余完成并题款。

　　同年以旅游香港、桂林和青城、峨嵋写生作品及创作之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等80作幅，於成都四川省银行举办个人展览。

　　1947年于成都少城公园举办个人画展，复与大千相见。大千于一幅《瑶台濯玉》花鸟画上题名谓：“济元仿宋人布局而运笔清润，如王若水陈仲仁辈所谓作家士气兼到也。”

　　林山腴先生亦在济元所作之《青城云海》图上题一绝，云：“季子胸怀足潇洒，展卷能生万壑风。好写青城云海卷，墨花飞舞笔沉雄。”并向友朋广为推荐，且请戏剧界朋友捧场。展览结束后，特别设宴招待品尝福建名菜，邀黄佩莲、何翠霞作陪，并嘱作红白荷花各一幅赠黄、何二人，一时艺林誉为佳话。

　　1949年十二月，重庆解放。中国民航重庆局聘为所属厂任工程师。

　　1951年吕琳来渝筹办美术工作者协会，在沧白纪念堂开成立会，参加为会员。同年，重庆举办抗美援朝捐献画展，以30件作品参展，将全部画展所得捐助抗美援朝。

　　1954年加入西南美术工作者协会。

　　1954年旅游长江三峡、青岛、大连、秦岭、剑门等地，收集画稿数百余件。

　　1954年以大幅重彩工笔《水竹双鸠》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获得好评。同年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庆分会。

　　1956年中国美术家协会购藏其工笔画《梨花双鸠图》一幅。此画曾参加全国第二届国画展，由朝花美术社出版，向全国公开发行。

　　同年，参加西南第一届国画展，展出《荷花》图一幅。

　　1957年打为右派

　　1957年，以《玉树文鸠》及《鹌鹑翠竹》各一幅参加四川第二届国画展，同年举办建军30周年全军

　　1962年以五尺整纸作大青绿工笔花鸟《玉树纹鸠》一幅参加四川国画展览，原作仍存重庆美协。

　　同年冬因公出差北京参观塑料工业，受北方严寒侵袭，患急性双肩关节炎，卧床不起，累治无效，工作单位不予置理，乃由外甥王之南多方设法抢救，求各方友人如陈铭枢、谢无量、陈叔通、罗国荣、巨赞法师等资助医疗，年余后渐告复原。未几，陈忠仁(刘少奇秘书)邀仇鳌、傅抱石等游览庐山，余留驻海会禅院，月余后转首都。在山月余间，曾同海会寺一小沙弥及西安一道人遍访各处风景名胜，写得草稿40余幅，并《庐山揽胜》长卷一件，收获不小。国庆前夕返回北京，将游庐山所得画稿四十余幅送郭沫若、谢无量诸老请教，甚得赞赏。

　　1963年应中国佛教协会巨赞法师之请为鉴真和尚去日本1200周年作画像一幅。

　　同年冬，毛泽东先生70岁生日，为其写《苍松红日》山水一幅祝贺，并题“光佩四表，万寿无疆”数字，博得称赏。

　　1964年元旦，北京政协举行60岁以上老人聚餐会，余受邀。朱德、郭沫若、谢无量、陈叔通诸老推荐庐山写生作品40余幅及花卉人物等在北京政协礼堂展出。

　　既而，朱总、郭老等同周扬相商决定调余至北京工作。朱总与重庆通电时，为臧仓之流所阻，未果。“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如去北京，其后果亦难测。

　　同年秋末，不只调京未成，单位更派人赴京促余回渝，听候安排工作。在经长安街至火车站途中，突被下班时车流撞倒，当即中风。回渝后送医诊断，但以“不收慢性病人”为由，一律拒绝收治，令“自行处理”，只得扶回家中，听其死生。

　　1965年后即卧病在床，长达八年余。千方百计，求医无效，束手无策。可“天无绝人之路”，竟出奇迹，身患沉疴之躯，逐渐好转，死里逢生，终归痊愈。

　　然罹此灾难后，家中之物当尽售绝，无法维生，乃求恢复工作，多次请求方可批准“试用一年”之后。

　　1974年负责厂之技术革命、革新工作，参加车间机器自动化革新，夜以继日，奋战30昼夜。久病未愈，工作过度繁重，实无力支持，遂申请退休，在家养病。

　　1975年到1977年退休后养病在家，重振艺事，再染丹青。